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发行始末及其它

2010/11/18 11:46:37 来源:湖北集邮网 作者:徐铭强 访问:2340 我要收藏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邮资封片简卷。新世纪版》一书,对于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有关标注是:PF1,凸版印刷,1956-1965年间发行,全套11枚,每枚售价9分;印刷单位是上海邮政供应处、北京邮票厂。这套邮资封的发行,创造了多项第一。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套普通邮资信封,是发行时间跨度最长的普通邮资信封,中西式信封样式混杂使用的第一套,天安门系列邮资封的龙头。这套邮资封的发行,是很有计划性的,整个发行过程除了印刷厂不断更迭之外,基本上没有突变或者仓促情况发生。所以它既不像普9天安门图美术邮资信封那样有“钢铁生产大跃进”未发行封的意外之笔,也不像仓促面世的木刻图普通邮资信封那样珍罕难寻,它自有独立的特点。以下将结合现有的有关文件与研究资料,试对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做一番综合性的介绍:

    一、诞生背景及过程、设计、发行时间

    1956年初,根据当时全国各地邮局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邮政业务的需要,邮政部门计划发行普通邮资信封。2月25日,有关方案上报邮电部,邮电部部长办公会议对待发行的普通邮资信封作出批示:1、售价按九分(包括邮资),但信封的制作成本不要太低,不要再加利润(如印制7-8厘而售价一分)。2、纸张要选用有浅的颜色纸,因为对分信人员保护眼睛。3、要快。纸张不一定要太厚了。从这一决定来看出,当时邮电部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对待职工、办事效率上的态度。

    4月2日,邮政总局致函供应局,认为南京印刷厂的试制结果还可以,并通过《邮电部邮政总局(56)票字第47号简函》拟定:先订制壹仟万个,信封面积为155×105厘米,用天安门图八分面值的邮资图案,图案及正反面文字横线均用绿色印制,背面裁切按西式信封样(即四面各成圆角三角形,胶合后成斜十字形的拼缝,封口刷胶。4月12日,又发《邮电部邮政总局(56)票字第55号简函》,进一步说明:背面左下角加印“1-1956”,前面的“1”是印制批数,以后续印,无论是否变更纸张或格式,只要是“邮资信封”,就顺着2、3、4.。。。。。。等换字码,后面的“1956“是印制年份。这套邮资信封的1-4号是西式信封,5-11是中式三折信封,纸张也存在白纸、灰色纸、深灰色纸等诸色,这些变化在以上简函中都事先有文字提及,看来在这一邮票发行工作相对稳定的时期,邮政部门计划性还是相当强的。

    6月30日,邮电部朱学范部长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关于发行普通“邮资信封”的通知》。7月10日,1956年第六号《邮电部文件汇编》刊发该通知文件,通知各级邮政机构,发行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因此该时间可以粗略认为是1-1956封的发行参考日期。另外,根据《中国邮票史》第7卷记载,其它邮资封也有具体发行参考日期:5-1958、6-1958封是1958年7月8日,7-1959封是1959年5月16日,10-1963封是1963年8月29日,11-1965封是1965年5月7日。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邮资封片简卷。新世纪版》一书,没有标注该套邮资封的设计者,并且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邮票史》中也没有专门提及。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该封没有设计者。既然该封的名称是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那么普九天安门图是谁设计的呢?经查,是著名邮票设计师孙传哲先生。孙传哲先生设计的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票,布局端庄,雕刻精细,有论者赞曰:“色彩对比既匀称,又明快。同图重复却不产生单调的效应,相反,点、线、光、影、色,都构成了起伏变幻地节奏。”但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上的邮资图,与普九普通邮票还是有区别的,是经过一定加工修改的产物。孙传哲先生是否参与了该封的设计,或是还有其他不知名的设计者代为修改,尚不得而知。至于信封上的名址文字及格线部分,一般情况下都采用该印刷厂印制普通信封的格式,其后发行的“木刻图”、“箭楼”等普通邮资封也存在这种情况,可以不用设计者*办。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群众来信对这套邮资封的图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如湖南浏阳县(一说河南泌阳,有文件佐证,笔者加)一中一位学生于1966年9月给邮电部写信反映,1965年发行的邮资信封“天安门图”是“大毒草”,原因一是天安门城楼没有画上毛主席像,二是天安门后面的云彩像云雾笼罩城楼。这本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一种错误意见,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却当做大事,对普九邮票的设计者进行了审查。幸亏当时邮票发行局革委会的一些代表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出得不出有政治问题的结论而收场。从《中国邮票史。第8卷》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就对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的设计者是有定论的,只不过为了躲避没有根据的政治迫害而隐瞒。如今社会,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对于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的设计者的标注也应恢复,孙传哲先生至少也是个原图作者,这一点是今后邮政用品目录中首先应该加上去的。

    二、印刷厂家的基本情况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邮资封片简卷。新世纪版》一书,标注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的印刷单位是上海邮政供应处、北京邮票厂。这一说法不全面。据《中国邮票史。第七卷》资料表明,首先上海邮政供应处没有印刷该封;其次就是该封共有三个印刷单位,分别是华东邮政南京印刷厂、北京市邮局印刷厂、北京邮票厂。华东邮政南京印刷厂,当年邮政系统所属的印刷厂,1950年承印了普2、欠1邮票以及改2的加盖,以后从事邮简、邮资明信片(普4天安门图)的印刷。该厂采用凸版印刷工艺,但技术能力较单一,如制版仍需依靠他厂。它的前身是南京邮汇印刷厂,成立较早,汪伪时期归属于上海邮政局供应处,1952年划归邮电部直属,先隶属器材管理供应局,1956年后一度改属人民邮电出版社,1959年后并入北京邮票印刷厂。该厂承揽了1-1956到5-1958共七批7000万普通邮资信封的印刷任务。1958年2月6日和8月23日,又向北京市邮局印刷所订印了两批各1000万的6-1958封,该印刷单位是邮政主管部门将南京印刷厂内印制票证单据的部分业务迁移到北京而立,位于北京南郊,规模不大,具有半保密性质,外界知者不多。1959年9月25日北京邮票厂落成开工典礼,北京邮票厂承揽了7-1959至11-1965封的印刷,但由于北京邮票厂刚刚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尚不配套,致使7-1959及8-1959封的印刷数量及发行时间档案无存或者遗失无从查找(据《中国邮票史》第7卷358页注释,但505页却又说7-1959封发行时间为1959年5月16日),9-1960、11-1965封的实际印量亦不知详情。

    三、样张、试机印样及变体。

    集邮家居洽群先生在1998年写的《普9图普通邮资信封研究》一文中,曾附图介绍了一枚1-1956样张封。样封除加盖有“样张”之外,还有“同意照此进行修补,并继续求其提高质量。邮票发行局馥8357”等文字。后来几乎没有再见到关于此样张或其他样张的介绍文章。

    在中国洛阳世界邮展上,龚振鑫先生的《中国人民邮政邮简、邮资封》、瞿百顺的《中国邮资信封(1956-1970)》等邮政用品邮集中,都展示有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试机印样。但称呼不同,龚振鑫先生称之为“试机印样”,瞿百顺先生称之为“双邮资未模切印件”(所称来自于《中国2009世界集邮展览展品前言专集》一书)。

    目前,各方面研究资料与邮集展示表明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共出现三种试机印样形式:1、单邮资图印样,6-1958、7-1959、8-1959都有出现。2、双邮资图印样,8-1959有出现。.3、多邮资图,在7-1959上又多次叠印8-1959封图。据国内邮政用品研究专家杨波先生统计,单邮资图印样存世不超过10枚;双邮资图有3枚,多邮资图仅见2枚。

    对于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的试机印样,集邮界有些人士曾认为是印刷废品,因为它们流出时是作为废纸包东西的。据湖北武汉一位名叫潘文立的老集邮家回忆:八十年代他在湖北江汉路上的一个邮局买东西时,因买的东西较多,要求用废纸包一下,营业员递给他的纸就是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试机印样,邮资图上加盖“作废”戳,当时不懂,回家后就把上面的邮资图给剪下来了。而且国内已知的几件印样,也基本上都是从武汉出售的。这种印样是不是只配给武汉某邮局,还是国内其它地方也有?因实物太少,尚无法加以考证。并且这些印样中,7-1959、8-1959两种比6-1959出现多,笔者查知6-1959的印刷厂是北京邮局印刷厂,7-1959、8-1959的印刷厂是北京邮票印刷厂,两个印刷厂的试印张能走到一起并发到同一邮局再利用也是一个奇迹,有待知情者继续探讨之。关于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的试机印样,目前还处在有争议的阶段,但从这几年这种试印样张实际参加世界邮展的反馈情况来看,这些东西都是给邮集加分的素材,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认可。国际集邮联合会邮政用品集邮委员会主席哈金斯在讲学时曾说:“特别是对于获高奖的展品,它就应该展出试样、印样(如果能找到的话)。”说的也是此理。

    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有两种比较知名的变体,一种是7-1959裁切大移位,邮资图上部四分之一部分被折到信封背面去了,而正常情况下本应在信封背面底部的文字“7-1959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  售价九分,包括国内平信邮资”被折到正面;一种是9-1960裁切大移位,不仅裁切移位,而且信封的内、外面颠倒,外面的图案、文字被折到信封内面去了。以前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没有发现漏印变体,但是2000年以后,随着一批超过保存期限的新中国邮政档案资料流出,它的漏印变体才浮出水面。广东集邮家朱浪石藏有一枚未印任何图文的11-1965“白板封”(该封有便函作证),武汉集邮家杨波先生藏有一枚9-1960漏印封(有退票单照与其内部粘印9-1960全部图文佐证),另外还有退票单照表明,1956-1957年间也有漏印变体,但实物一直未见。

    四、版别、版式与加盖

    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全套有11枚,发行时间跨度10年,由于使用同一邮资图,所以这11枚年份、编号顺延的信封样式其实首先应该是天安门图邮资封的不同印刷厂家的版别。其全套根据信封上文字字号的不同,可粗略分为大字封、中字封、小字封三种。大字封字号为5号仿宋体,包括1-1956、2-1956、3-1957、4-1957封;中字封5-1958采用6号仿宋体字;小字封则改为7号仿宋体字。并且所用纸色、质地存在明显差异。这套邮资封是采用白纸和灰色纸印刷的,但由于当时化工产品碱和漂白剂的缺乏,造成了实际成品呈现白纸不白,灰纸发黄或呈棕色的差别。2-1956、3-1957、4-1957封因选用50克薄纸印刷,信封内面都加印蓝色底纹,以防透视,其中3-1957正面还加印有浅蓝色网状底纹。

    而在同一年份、编号的邮资封中,也存在不同的版式。集邮家居洽群在《普九邮资封版别初探》一文中,介绍了5-1958封的版式区别:这种邮资封的封面上,印有收信人住址、姓名栏目三行线,这三行线一般都是由虚线构成的,但也有实线的。另外,封面下的收寄件栏目分间线与“寄信人地址姓名”字行的间距又有明显的不同区别,有1.5毫米与2.5毫米,更可进一步证明是由两个版模印刷的。我着重的观察“点线”封的背面,封背下面的一行文字“8-1958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   售价九分,包括国内平信邮资”行距长度有121.5毫米、121毫米、120.5毫米三种不同。产生三种不同的长度,是先后印制了三次,还是印刷制版时就有三种(或者更多)以上长度在一个版子上呢?居老认为前者可能性不大,并推断是照相制版时感光片离原图的远近所致。但据新编的《中国邮票史》记载,该封的确是先后印制了三次,每次1000万枚。能够产生这么多的版式,与印刷批次有很大的联系。同样,6-1958封先后印制了两次,9-1960封计划印量6000万枚,11-1965封计划印量2000-5000万枚,按照推理这些封都有可能出现多种版式。但实际上这些封版式的发现并不容易,可能与其印量批次也并不成正比。无独有偶,《上海集邮》1999年第9期张礼荣先生的《普九型11-1965邮资封也有三种版式差异》一文也介绍了三种版式。

    常言道:自古加盖出珍品。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没有国版的加盖品。但是文革期间,上海邮政局曾经在11-1965封上加盖“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戳,因系地方邮局加盖,非个人所为,故得到集邮界的普遍承认,具有一定的珍罕性,是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中的一枝奇葩。据江西龚振鑫先生编组的《文革时期的上海“敬祝”封片》一框金奖邮集中介绍,该加盖封新旧品存世量各不足10枚,并且有A、B版式,其中紫色油墨加盖的A版中,还有“主”字下横笔长笔与短笔的不同。蓝色油墨加盖的B版,与A版的主要区别是:繁体字“寿”字上,A版为“土”,B版为“士”;“祝”字上,A版“儿”字上口相连,B版则不连。

    五、组集参展、学术研究

    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是新中国邮政部门发行的第一套邮资封,因此它在新中国邮政用品中的重要性还是比较高的,收录有该套邮资封的邮集一般都会获得好评,所以国内许多以邮资封为主的邮政用品邮集都是从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起步,逐渐扩张加大范围而成的。根据瓯越邮政用品研究会会刊《邮政用品研究》第一期上罗琳先生汇编整理的《1999—2004年FIP邮展邮政用品一览》一文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历年来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参加世界邮展的历程:1999年中国世界邮展上,龚振鑫先生的《中国第一套邮资信封》荣获大镀金奖;1999年澳大利亚世界邮展上,王怀亮先生的《天安门图邮资信封(1956-1963)》荣获镀金奖;2000年英国伦敦世界邮展上,龚振鑫先生的《新中国早期邮资信封(1950-1970)》荣获大镀金奖加特别奖;2001年比利时世界邮展上,谈柏辉先生的《中国天安门图邮政用品》荣获大银奖;2002年韩国世界邮展上,龚振鑫先生的《中国人民邮政邮资信封》荣获金奖加特别奖;2004年新加坡世界邮展上,龚振鑫先生的《中国人民邮政邮资邮简和邮资信封(1950-1970)》荣获金奖,瞿百顺先生的《中国邮资信封1956-1970》荣获大镀金奖。今年,在中国洛阳世界邮展上,龚振鑫先生的《中国人民邮政邮简、邮资封》又荣获金奖加特别奖,瞿百顺先生的《中国邮资信封1956-1970》又荣获大镀金奖。以上参展邮集虽范围不同,框数不同,但是其中都不缺少对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的展示与研究。

    在普九天安门图邮资信封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历来都是美术邮资封为主,普通邮资封屈居其次。笔者曾见过有人统计的从1983年至今的一份《普九型天安门图美术邮资信封文章索引》(省级以上报刊),53篇专文中涉及普通邮资封的仅仅几篇(当然也有着按主题统计的原因),这说明集邮学术界在普九普通邮资封研究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而在为数不多的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封研究文章中,1999年《上海集邮》总第99期刊登居洽群先生的《普9图普通邮资信封研究》一文,是一篇份量很重的综合性研究文章,文章从全套封的排版形式的演变、承印厂家、印版初探等方面进行了详实的介绍,为我们提供了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封研究的大致轮廓。另外湖北杨波先生对普9“天安门图”普通邮资信封发行文件及试印样张资料等一系列发掘研究文章亦在这一领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例如2002年《中国邮史》第1期刊登的《普9型普通邮资信封的试印样张》、2002年第六期《天津集邮》上刊登的《普通邮资信封在河南地发行(1958年下半年)》等等。还有张礼荣在《上海集邮》总第109期发表的《普九型11-1965邮资封也有三种版式差异》也相当不错,都是根据大量实物研究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封的奠基之作。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大家的宏文还没有被笔者所掌握。

    作为新中国第一套邮资信封,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封其实并不普通,它在诸多方面仍存在待解之谜。笔者在此拉杂结文,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关注,掀起对普九天安门图普通邮资封研究之风,从而使新中国早期邮政用品资料得到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2002年商务印书馆《中国邮票史》第7卷、第8卷。

1998年《上海集邮》第11期居洽群先生《普9图普通邮资信封研究》

2002年《中国邮史》第1期杨波先生《普9型普通邮资信封的试印样张》

2003年《天津集邮》第6期杨波先生《普9邮资信封裁切变异的成因初探》

2005年《邮政用品研究》(总第一期)

2006年《集邮博览》第4期杨波先生《普9系列普通邮资信封的漏印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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